逆全球化时代的宏观经济新平衡

　　第二，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的波动性上升，推高了全球经济的保险成本，给供给施加了另一层约束。为应对极端天气情况和局部冲突多发，各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到相关保障领域，包括防洪设施、食品与药物储备和高端制造等，在产业链各个环节构建冗余产能，增加了供给成本。上世纪60年代，OECD国家国防开支占GDP比重高达6%~7%，70年代降低到4%~5%，90年代初进一步显著下降，即所谓的和平红利[5]。俄乌冲突以来，德国等欧洲国家计划增加国防开支，可能宣告了过去三十年全球享有的和平红利消退。

　　第三，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可能加剧绿色转型对全球供给的约束性影响。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提升化石能源的成本、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从而促进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前者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欧洲通过碳定价抬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对经济来讲是滞胀的效果，即经济运行的成本上升，同时实际收入下降带来需求下降。另一边，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对全球供给有积极意义。清洁能源行业的制造业属性使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生产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中国新能源(3.870, 0.05, 1.31%)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绿色转型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可能成为制约因素，近期欧洲宣布要对中国产电动车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6]。

　　其次，全球需求侧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宏观层面的影响来看，科技竞争格局下遭遇限制的国家，比如中国对科技研发投入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所谓的去中心化和安全考虑，使得一些国家追求本国产业链的“大而全”，将增加全球产能的重复建设和投资需求。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已经起到促进美国国内、其他友岸、近岸国家的投资需求的作用。近期，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2022》更是致力于在美国本土推动新能源产能建设[7]。

　　总结而言，逆全球化意味着全球产能的碎片化、削弱规模经济效应，导致供给的约束增加，同时带来新增产能投资需求上升。相较过往模式，全球经济呈现超越周期波动的短缺，带来新的宏观不平衡。失衡的纠正要求实际利率水平上升，引导国民降低消费并增加储蓄，以满足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新增投资需求。这个走向新平衡的调整还在开始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比如近期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可能反映实际利率上升的需要。

　　走向新平衡的调整会带来一国内部资源投入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变化，这是因为一国的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在不同需求之间做出取舍。这个过程在主要经济体的体现有差异，有几个原因。一是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在产业链所处的位置有差异。中国的产业偏中下游，调整要求加大科技创新等上游的投入，而产能的去中心化降低对中下游的投资需求，美国则是以高科技为标志的上游需求减少，但中下游投资需求上升。从体量上来看，研发投入变化影响经济的弹性在短期较小，中下游需求变化的影响较大，因为中下游的就业和收入与中低收入阶层关系比较密切，而这个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由此带来的含义是，全球产业链调整在美国更多体现为供不应求，在中国更多体现为供大于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