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开创的蜀学是什么 苏门蜀学的内容与特色

　　苏轼、苏辙兄弟在家乡读书较长时间，自然深受浓郁的蜀中学风熏陶，到开封参加科考以后，更受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影响，尤其父子三人都在史论上堪称独到，三苏的论说文字几乎都是精彩华章。他们观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特点是更注重与寻常人的联系，扩大到对传统经典的解释更看重世俗人情方面。

　　苏氏蜀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充满“人情”味，这从苏洵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就开始。如《六经论》一开始就认为，礼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典范都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圣人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见苏洵《六经论·礼论》)苏洵认为的人情，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欲念，自然本性，以至于后来朱熹认为，“看老苏《六经论》，则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

　　苏轼继承苏洵的观点，也坚持“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他还说：“夫圣人之为经，《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尤未尝不近人情。”(苏轼《诗论》)苏辙后来也发挥这一观念，提出独到的“礼以养人为本论”，并洋洋洒洒写成一篇专文。他解释如冠礼养人之始，婚礼养人之亲，丧礼养人之孝，宾客礼养人之交，乡礼养人之本，等等，把各种礼仪都同人们的世俗生活结合，不再局限于过去抽象的儒家伦理解说。

　　朱熹对三苏的论述非常有意见，甚至认为蜀学比王安石的新学更加离经叛道，虽然正统宋学对蜀学带有偏激的排斥，也足以看出苏氏兄弟的蜀学对儒家的解读和切入点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蜀学的容纳包容更体现开放性，所以第三大特色就是佛道融合。

　　众所周知，苏轼结交佛道非常广泛。在单纯的学术观念上，如代表性的《东坡易传》，对宇宙生成等看法，大量采纳老子说法，以老解易，如“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包括运用水等理念，形容阴阳变化，非常有“玄”理，与朱熹等僵硬的天理说解释的确完全不同。在重要的存在论方面，苏轼看重物性自然，与庄子的观点相呼应，另一方面也与人情论相联系。

　　而苏辙的一些说法，更融合三教相统一，认为三教观念出于一心，有相同相通之处。他说：“老佛之道，非一家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哉!”(见苏辙《栾城后集》)苏辙在《老子解》等著作中，也把其含义与儒家相结合来解释，往往认为与孔子孟子相一致。同时，苏轼在为苏辙写的跋文中也一再为弟弟鼓吹，认为其见解合乎先贤的真谛。

　　因为苏轼、苏辙是文章高手，苏轼的门生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无不是宋代著名文士，他们一起互相著述传播，顿时比洛学、新学门人单纯的学究水平高出不止一筹，所以，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蜀学成为影响最大的学说，也进一步影响到纯正的儒家弟子。

　　3.苏氏蜀学的传承影响

　　就在仁宗时期，苏洵带苏轼、苏辙到京城开封参加科考，父子一举成名以后，随着苏轼、苏辙兄弟一流的才华，苏氏兄弟在中原打开蜀学的名号。

　　几乎与此同时，传统的儒家弟子如周敦颐、程颐师徒反而有前往巴蜀的经历。仁宗嘉祐元年(1056)，周敦颐离开家乡湖南为官的第一次远行，就是到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为判官，一共五年。在合州，周敦颐生下长子周寿，妻子陆氏过早病故。

　　周敦颐在巴蜀期间，为很多当地学子教授易学，尤其完成了宋代理学史上重要著作《太极图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原创作品。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儒家著作，正是周敦颐在巴蜀地区吸收当地佛道兼容思想完善出来的，颇为让人诧异。

　　周敦颐被程颐程颢兄弟视为洛派宗师，其实并没有因为他是正统儒家士大夫，表面批评佛道思想，本质上周敦颐还是顺应时代，开宗明义“易有太极”，将阴阳与中庸，太极与无极，将儒家易学与老庄道家的许多思想都进行吸收融合。

　　在嘉祐五年解职回到京师路上，周敦颐与要进京述职的王安石相遇，两人都是闻名已久。之前，王安石刚向朝廷递交生平第一篇重要的万言长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已经提出要积极大展抱负的志愿。他也是宋代儒家标志性的人物，双方都开创一派，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透彻交流，互相都受到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