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开创的蜀学是什么 苏门蜀学的内容与特色

　　尤其欧阳修的为人广受称赞，对有才华的同僚、后学都大力推举，像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吕大钧、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等各方面的才俊，几乎都得到过欧阳修的激赏与推荐。

　　可以看出，北宋文化到欧阳修开始，总体而言不是“守常”，而试图“图新”，以欧阳修为风向标，这一创新思想深深影响了王安石和苏轼。

　　三苏父子正以融通三教、兼采诸子的特色创立宋代蜀学。好比苏轼赠苏辙的祝寿诗《子由生日》中写:“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经常被拿来举例说明苏轼的学术渊源以儒为宗、兼融释道。

　　苏轼、苏辙在宋神宗时声名最大，但这一阶段两兄弟在朝廷的实际地位并不大高。到宋哲宗元佑时期(1086—1093)，朝野形成三个学术思想与政务见解相联系的派别，即以苏轼、吕陶、上官均为主的蜀派，以程颐、朱光庭、买易为主的洛派，以刘挚、梁焘、王岩叟为主的朔派。他们相互进行政治斗争，而蜀洛之争最为激烈。

　　南宋之初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清除蔡京党羽，恢复元佑时期的学术风气，对蜀派和洛派在过去朝廷方面的见解一概不追究，单单推崇他们各自在儒家学问方面的贡献，故“蜀学”与“洛学”成为宋代学术的标志。绍兴六年(1136)，朝廷开始禁黜程学，被视为“伪学”，而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从北宋到南宋前期基本都居于尊崇地位，直到南宋后期朱熹继承程颐的理学才占上风。蜀中学者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云：“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佑学人谓蜀学云。”

　　概括来说，苏轼、苏辙在学术上以儒家经学为根本，杂于佛道、纵横之学，他们不同于传统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又是洛派理学的否定者，在宋代学术中保持独立自由的品格与巴蜀地方的学术特色。

　　以苏轼、苏辙为宗派领袖，以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众多苏门弟子为成员，既经历从神宗到北宋末年大大小小的朝野纷争。同时，他们强大的文学创作影响力，基本代表了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即使蜀学因一定朝廷力量受到冲击，但其依附在文学思想之后进行传播，依然成为蜀学影响大量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方式。

　　2.苏门蜀学的内容与特色

　　宋代几乎公认是中华历史上文化学术的巅峰，以吴天墀等先生研究所得，虽然四川在宋代文化学术方面是一大重镇，但巴蜀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前期的地位却不算高，从开始就颇受排斥。

　　四川从唐代后期开始一直与江南齐名，长期为文化、经济繁荣之地，如三苏家乡眉州，人文基础深厚，据说有一座孙家书楼建造于唐代，对眉州读书人影响很大。三苏祖上苏涣年轻时还当过盗匪，被乡里称为“白跖”，后来却开始读书学习，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杜甫离开巴蜀前往至湖南时，还写过一首《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诗，记录与苏涣的交游。

　　北宋初期，宋军入蜀颇受抵制，宋太宗登位不久发生过王小波、李顺的反抗，很多人忽视宋朝对巴蜀征税的高昂，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巴蜀川峡四路一直是全国交税最高的地区，这也是四川会出现“交子”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有陈省华、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一门父子在宋朝都算高官，非常引人瞩目。但从社会影响和文化学术方面却不突出，尤其澶渊之盟前夕，陈尧叟以来自蜀地，还建议宋真宗以迁都名义逃到四川躲避辽军，受到宰相寇准严厉批评。换句话说，除了个别状元高官，宋代前期的巴蜀文士还没有真正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之士，只有到“三苏”父子被欧阳修这样一等一的大文豪钦佩才发生改变。

　　苏轼、苏辙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用多说，他们在蜀学上如何融汇“博杂”的特色?

　　三苏融合蜀学传统的第一大特点是引入“史学”观念。蜀学一大传统是史学，因为儒家最重要的核心典籍就是《春秋》，史学是儒学根基之一。不论扬雄、陈寿、常璩等前辈，还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他们除了文学成就之外，都是重要的史学家。

　　尽管欧阳修后来自认为庐陵人(其老家祖籍为吉州永丰，历史上吉州为庐陵郡)，但欧阳修本身是出生于四川绵州(今绵阳市)，随父亲欧阳观在蜀地生活了三年，父亲过世，欧阳修才随母亲郑氏前往随州投奔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