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开创的蜀学是什么 苏门蜀学的内容与特色

　　王安石之父王益，曾在四川新繁为知县，所以，王安石少年时也有随父亲入蜀生活的经历，与欧阳修近似。王安石身上的创新精神也很大，后来号称“新学”，本身王安石对佛道思想同样兼容并包，尤其他的诗文，后期离开朝廷，恬淡安静的气息更加突出。所以，宋代儒学看似各自为阵，本身基础方向却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各家都有独到见地，这才产生不同的门户之见。

　　周敦颐最重要的弟子程颐，二十四岁在京师讲学。神宗熙宁五年(1072)，声名远播，重臣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洛阳市伊川县境内)的一座庄园赠送给程氏兄弟讲学，改建为伊皋书院，两兄弟前后在此讲学长达20多年。

　　哲宗继位后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贬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县)进行编管。过去史学界往往认为这是程氏兄弟与苏氏兄弟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因苏轼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以后，与程颐同为哲宗的老师。苏辙更深受高太后器重，一直做到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太尉，进爵开国伯。而程颐也是司马光、王岩叟等守旧人士倚重的人。哲宗亲政以后，实际对两边大臣都进行了处置，程颐就比较典型。

　　苏轼性格豁达，生活上不拘小节，与年轻的哲宗比较投缘，而程颐一贯比较严厉、刻板，苏轼多次批评程颐对皇帝过于苛刻，有些不近人情，造成两边矛盾加深。哲宗对程颐非常反感，后来斥责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多不逊。”连司马光都曾在书信里表示遗憾：“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等人也。”(见《寓简》)

　　程颐如周敦颐一样，在涪州期间，他也完成了一部代表作《伊川易传》，就是更为严谨的义理学说形成，充满思辨性的哲学见解和儒家伦理体系初具规模，此后成为宋元明最有影响的一派学说。

　　程颐学说在巴蜀的流传也反过来对当地的儒学士子产生新的影响，例如张栻(今德阳市绵竹县人，为两宋之交抗金派重臣张浚之子)就深受启发，以及之后魏了翁，南宋以后的蜀学继续发扬融合包容的长处，这就是吸收洛学思想进行充实，南宋的蜀学开始具备一些思辨性的解释，像在太极、理、道、心、性、器等等概念方面，都有哲学本体论的特色。此后使南宋蜀学能够继续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三足鼎立”，足见蜀学独特的生命力，所以宋代由苏轼、苏辙兄弟的开创之功与铸造的蜀学特色功不可没，成为巴蜀文化中最具厚重底蕴的一大历史名片。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苏氏的蜀学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朱熹称其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兴起渊源

　　从历史渊源来看，古代巴蜀文化对北宋蜀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华阳国志》依据《汉书》之史料，但比较二者，颇有差异。关于文翁为蜀郡守的时间，常璩以为是汉文帝末年，应以《汉书》为景帝末较为恰当。

　　关于遣张叔等十余人诣京师受业，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置《五经》博士，《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至东汉始有《七经》之称，故常璩所记受《七经》乃误。关于“蜀学比于齐鲁”，据《汉书》所记应理解为蜀地弟子在京师求学者之众，可与齐鲁相侔，常璩则表述为张叔等学成后，回蜀中教授子弟，弟子众多，以致蜀中学术之盛可比于齐鲁了。

　　常璩的记述虽有失误之处，但西汉时蜀地之文教事业可比齐鲁应是事实，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蜀学”的概念。这里蜀学是指蜀地文教事业的兴盛和儒学的传播，表明蜀地接受并发展了中原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