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戏”字，可以概括苏轼平生对待风雨的态度

德明死，子元昊继位，将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升为兴庆府。宝元元年（1038）筑坛受册，国号大夏，并撕毁勉强维持了二十年的宋夏和约，屡犯宋境。宋朝在西边驻军三四十万，但因诸将直接听命于朝廷，作战时互不联络、相援，难以合力攻敌，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北）、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三次战役，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伤亡惨重。而辽兴宗又于庆历二年（1042），趁宋朝疲于西线战事，以武力恫吓手段，迫使宋每年赠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庆历四年（1044），元昊在内忧外惧（时辽在边境筑城调兵）的形势下，愿与宋重订和约。双方议定：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夏国对宋名义上称臣，宋廷则“岁赐”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另在各节日和元昊生日，再“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着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是时苏轼九岁。

外忧日甚，而宋代君臣仍以“天地父母”自居。吃了败仗，说是不屑与“犬豕豺狼相较”；进贡财物，说是“大富家舍施乞儿”。

宋太宗所谓的“内患”，是指臣僚政变、百姓造反。对前者，采取了上文所述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对后者，则袭用宋太祖的养兵制度，每年招募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把大量饥民、流民，即所谓“失职犷悍之徒”，这些本来足以危害王朝基础的社会力量，转化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较为清醒的士大夫所认为的“内患”，则是冗官、冗兵和冗费三大公害。

以冗官而言，由于分化事权，互相制约，造成重床叠架的官僚机构。宋真宗时，文学家柳开以“十羊九牧”为喻，形容机构的臃肿。加以政权扩大科举，按考生总额十分之一的比例加以录取，社会上各式人等，连和尚道士在内，都来应试，“以一日之长决取终身富贵”。仁宗时更下令“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北宋统治者想通过这种办法，让地主阶级各阶层的政治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由此调节这个阶级的内部矛盾，加强封建专制的基础；同时也吸收少数平民，正如荒年募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