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戏”字，可以概括苏轼平生对待风雨的态度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统治者拼命扩大赋敛，加重徭役，残酷地盘剥与压榨黎民百姓，即上文所引“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而官员、豪强、大商人也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仁宗即位时，品官形势之家占田已达天下田畴之半。土地兼并（高利贷是其重要手段）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后来更发展到“一邑之财十（之）五六入于私家”。欧阳修在《原弊》中这样形容：农民“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春”。司马光在其所上《劝农札子》中，也描述了一幅惊心的场景：“今农夫苦身劳力，恶衣粝食，以殖百谷。赋敛萃焉，徭役出焉。岁丰则贱粜以应公上之须，给债家之求；岁凶则流离弃乡，转死沟壑。”

这里提到了“徭役出焉”，宋代的差役极为繁杂，但官户可免，商人也大都“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僧道、女户（女子为户主）、单丁（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亦不负担。徭役按户等分摊。仁宗时，韩琦上疏：“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皆役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韩绛也提到：“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熹语）广大农民全然无力“举首奋臂”以求温饱，求生不能，赴死不甘，终于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而我们知道，按中国农民逆来顺受、忍苦耐劳的特点，必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最最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做出这个对他们说来颇为艰难的决定。

远在淳化五年（994），宋太宗曾不无得意地对宰相吕蒙正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不料吕蒙正避席对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太宗闻言，“变色不言”（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五）。然而正是这个贫寒出身的大官僚吕蒙正，每顿饭喝的一碗鸡舌汤，就须杀成百只鸡。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赵光义向吕蒙正夸耀天下太平之时，正是川蜀王小波、李顺起义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