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首尔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在亚洲实施中等强国战略,那么首尔就应该积极协助总部位于首尔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举办各类三方会议,邀请中国和日本举行三方事务性磋商以利于地区整合的推进;首尔还应与日本达成和解,进而与美日两国进行三边协调以更好应对朝鲜带来的挑战。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韩国的国家利益系于实施中等强国战略以及创建多边的、制度性的国际架构以应对中国崛起,那么首尔就应该要求北京遵守现行国际规则、维护地区稳定、保障人权和法制。另外,在对付中国(dealing with China)时,韩国还应该尽量利用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以之为杠杆(leverage)。
最后,外交政策结果与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优先顺序有关。虽然清晰的国家定位和利益诉求有助于推动一个中等强国实施符合自身国际地位的对外政策,但也不应忽视“中等强国陷阱”的存在——某中等强国可能扮演诸多国际会议或峰会“召集人”的角色,但这个国家可能缺乏能力或缺乏意愿去落实会议成果。
中等强国战略可能无法在某一特定外交领域增进国家利益,甚至也无法在对外双边关系中增加双方共同利益。朴槿惠提出的“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NAPCI)可能遭到文在寅政府废弃,或者至少在名称上做一些改变。中等强国外交政策也许不会以一项充满连续性的战略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可能形成一个“政策水池”,连续几届政府都可能从中获得提出新倡议的启示。不仅大国会犯下过度施展影响力(overreach)的错误,一个中等强国也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过于宏大的设想,不过若该国政府没有能力推动这一设想变为现实,那么结果将有损该国的国际公信力,而且该国政府也可能因此在其国内引发批评。
韩国在中等强国身份定位、利益诉求与外交政策方面的错配(mismatch)已经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忧虑,因为韩国的这种错配行为将为地区和平与地区一体化带来更高的机会成本。作为一个有建设性、负责任的中等强国,韩国不仅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国家地位并作出相应的国际贡献,同时还应该在自身所在地区做相同的事情以重塑该地区的地缘政治面貌(某些学者曾向韩国政府提出建议,认为韩国应该在阻止美中两国的霸权争夺升级为军事冲突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原注)。
韩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等强国,它所在的东亚地区极具战略意义。韩国有可能做到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punch above its weight),由于韩国位于21世纪地缘政治主要舞台(东亚地区)中心的战略位置,它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甚至是相当高的。韩国若能迫使中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遵守现行的国际标准,那么这一有原则性的中等强国对外政策将对朝鲜半岛的统一非常有利。
韩国所处的位置非常微妙——它一方面要为中国人做一个诚实的协调者(an honest broker),同时还要避免受到美国人对它“背叛美韩同盟”的猜疑,另外它也不能被中国人视为一个与美日两国串通一气的敌对国家(a country ganging up with the US and Japan against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