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史上庆元党案真相 朱熹真的“扒灰儿媳” 吗

　　序：历史上皇帝为了扳倒朱熹可谓费尽心机，其中比较注明的庆元党案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朱熹真的“扒灰儿媳”吗？一起来了解。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性事一直处于一种私密的状态中，可以有但不可以说，级别越高的人，越不能说他的性事。这种历史的遗留问题，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反应出来了，高大全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单身汉”，连点感情生活都不能有。譬如《沙家浜》中阿庆嫂，男人是不能有的，不然，便不革命了。这种文化传统，确实有恶习的因素在里边，但也与我们经常拿“性问题”进行政敌之间的攻击有直接关系。进而造成但凡跟性事有关系的，都避之不及。若想成为圣人，性事是万万不能记录出来的，否则，便是淫客了。

　　我们的历史，公德和私德是合一的。作为本应该以“私德”形式存在的性事，若是“乱”了，则便被直接视为公德也不好，而公德不好，你便顺理成章地连“治国平天下”的资格都没有了。孔孟早先便极力讲求私德，也就是修身的问题，他们甚至让私德高于公德，先做圣人，再立言。这样做的好处是，多塑造出私德良善的人。而坏处则是，一旦一个人成了圣人，便说什么都是对的了，都不容置疑了。这种对私德的极力夸大，也造成一个有趣的局面，要在公德上打倒一个人，只要查出他的私德不好便是了，尤其在“性生活”“紊乱”这件事情上。

　　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大行其道。但随着佛、道的发展，儒家渐渐招架不住了。到了宋朝，士大夫阶级风流成性的大有人在，道家是不限制性行为的，甚至大谈房中之术，以此获得信徒。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进则儒、退则道的原因了。苏轼、柳永等一大批文人的风骚，很猛烈地刺激着大宋的思潮，大有一度冲破私德束缚的意思。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程朱理学应运而生了。

　　冲破私德束缚，意味着中国将进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解放”的状态，只有“人的解放”，才能造成对皇权的冲击，和对人权、自由、平等的追求。北宋与南宋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节点。北宋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已经滋生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人冲破私德的物质基础。但后来北宋被北方政权消灭了，南宋政权又偏安东南，整个南宋族群的心态都由开放大度与热烈追求转为内敛沉稳与克己复礼。朱熹便产生于这个历史节点上。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正好迎合了南宋的偏安心态。

　　如果政权足够强大的话，是不太愿意“灭人欲”的。只有当政权偏安、岌岌可危的时候，才会生出要克制人自己的欲望的思潮来，虽然也不一定能达到“存天理”。朱熹学说，被浓缩为“存天理，灭人欲”这六个字，也是其徒子徒孙的功劳，大抵有口号性“字少话精”的作用，易于宣传推广。

　　当然，朱熹首先是作为政治人物出现的，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多为学而优则仕。政治人物的学说，很容易被用来对付政敌。朱熹便拿着私德问题，经常参政敌们一本。譬如，弹劾官员唐仲友，便是说他与妓女严蕊等人勾结，祸害百姓等等。“存天理，灭人欲”说白了，还是修身的问题，属于个人修养问题。人欲，当然包括也性欲了。灭掉人欲，便清高如圣人了，做了圣人，才能指点江山。朱熹本人，便喜欢拿着这个武器来弹劾政敌。

　　当然，中国官场派性的始作俑者，其实是皇帝，是皇帝要制造两股对抗的力量，以实现他政权的平衡状态。南宋皇帝要偏安，也一样需要两股对抗力量，一股是朱熹的，一股是反朱熹的。政客之间的相互弹劾，打着为天下百姓的名义，选择性地打击，时不时地到皇帝那儿参一本，说说政敌性生活糜烂的问题。朱熹喜欢拿着这个大棒子打别人，六十几岁，即将颐养天年的时候，也被别人拿着这个大棒子狠狠地打了。

　　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这便是历史上的“庆元党案”。弹劾的内容，除了说朱熹不忠于朝廷、贪污腐败等常见问题外，加了两项朱熹惯用弹劾别人的罪名，一个是“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一个是“家妇不夫而孕”，两个化为一个，便是作风问题，是没有“灭人欲”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性生活惹的祸，一个是勾搭尼姑，一个是扒灰儿媳妇。朱熹这次确实是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口口声声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朱老夫子，竟然也干起了玩尼姑、扒灰儿媳妇的勾当，这事儿若是成立，朱老夫子在舆论导向上便已经败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