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怎么读 谢缙为什么被冻死

　　说得入情入理，逻辑严密，把强加于李善长的罪状——串通胡惟庸谋反——驳得体无完肤。然而灭门之祸既成事实，死者不可复生，他希望皇上引以为戒：“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朱元璋看了这篇奏疏，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竟不罪”——没有怪罪解缙，因为他自知理亏，无话可说。不过由此领教了解缙的厉害。不久，在召见其父解开时，说道：你的儿子大器晚成，现在不如归去，多读点书，十年以后再来大用，还不晚。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把随侍左右的解缙赶走了。

　　八年以后，朱元璋死了，解缙回到京师，重返官场。由于以上过节，有关部门官员借口违反圣旨，而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弃亡母老父出行，将其贬官到边远地区，使得这位才子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他向礼部侍郎董伦写信诉说衷肠：我率易狂愚，无所避忌，在奏疏中常常表达不同政见，比如反对分封诸王，比如为李善长鸣冤，遭到一些人的痛恨，企图陷我于法。此次贬官远行，“扬粤之人不耐寒暑，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伍于吏卒，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不测，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信写得哀怨悱恻，低声下气，已经看不到昔日风流倜傥意气扬扬的景况，前后判若两人。他请求董伦帮忙，或调回北京，或返回家乡。董伦是讲义气的，鼎力相助，向建文帝推荐，使他得以返回京师，出任翰林待诏。

　　燕王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宣布悬赏捉拿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等左班文臣二十九人，翰林待诏解缙与吏部侍郎蹇义，户部侍郎夏原吉，翰林院修撰胡广、李贯，翰林院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给事中胡濙、金幼孜等文臣，“叩马首迎附”，由建文旧臣摇身一变而为永乐新贵。

　　朱棣想借用他的文才，为自己粉饰。既然是“叩马首迎附”，解缙再傲慢也别无选择。

　　朱棣登上皇位后，第一要务就是篡改历史，他对建文时期编写的《太祖实录》十分不满，参与其事的叶惠仲因为秉笔直书有关“燕王谋反”之事，被诬陷为“逆党”，遭到“族诛”。随即下令焚毁《太祖实录》草稿，重新组织班子编写《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与尚书茹瑺挂名监修，解缙作为总裁，负责具体工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修改后的《太祖实录》，开国功臣的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附诸公所喜者，全被删削；建文一朝四年史实荡灭无遗。这当然是皇帝朱棣的旨意，作为总裁的解缙不能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恐怕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此同时朱棣又把建文时期一千多份奏疏，交给解缙审阅，关照他，除了涉及“军马钱粮数目”的可以保留，其余有关“靖难之役”的全部焚毁。有一天，朱棣来视察这项工作，问解缙：在焚毁的奏疏中是否有你写的东西？解缙沉默无语，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无。翰林院修撰李贯大言不惭：臣一篇也没有。朱棣讥讽道：你以为一篇也没有是贤能吗？食君之禄就应该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之际，皇帝的左右近侍可以一言不发吗？朕并非厌恶尽心于建文的大臣，而是厌恶诱惑建文败坏祖宗法度的大臣。李贯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看来朱棣是信任解缙的，任命他进入文渊阁，参预机务，从而开创了“内阁预机务”的先例，解缙也成为明朝第一批内阁大学士。

　　朱棣在右顺门召见解缙等七人说：朕即位以来，尔等七人朝夕相与共事，不离左右，朕多次告诫尔等恭慎不懈，然而人之常情，保初易，保终难，尔等应该慎终如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解缙叩首回应：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过垂信任，敢不勉励图报。朱棣听了很高兴，赏赐各人五品官服。不久又赏赐解缙等人“金绮衣”，待遇与尚书相当，对他们说：为皇帝代言，关系国家机密，而且早晚随侍朕的左右，裨益不在尚书之下。他特别鼓励解缙要无所畏惧地进言：

　　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王猛、魏征）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朱棣把自己比拟为从谏如流的唐太宗，“听者无所忤”；要求解缙成为直言极谏的魏征，“言者无所畏”。酷似乃父的朱棣，哪里有这样的雅量，不过是说说漂亮话而已。解缙信以为真，凭借他的才子习气，口无遮拦，把政治当作学术，未免书生气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