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时代的宏观经济新平衡

　　对财政扩张的疑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通胀和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但中国目前不需对此过度担忧，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更多的是价格下行压力而非通胀。动态来看，如果财政扩张促进居民部门消费，培育大的国内市场促进科技创新，在未来更高经济增速的拉动下，当前增加的公共部门债务是可以被消化掉的。换句话说，公共债务是否可持续，关键在于财政扩张能否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

　　过往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思路更重视投资的推动作用，对消费的重视不足，这也导致了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强调金融，而对财政的重视不足。向前看，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宏观政策需要超越传统微观层面的保主体和保供给的范畴，推动从投资到消费、从金融到财政的转变，以促进内循环、激发内生增长动能。进入2023年四季度，我们已经看到财政政策发力的新措施，财政部增发1万亿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由此2023年的赤字率从3%提高到3.8%，这是1998年长期建设债之后首次在年内提升赤字率[14]。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财政进一步发力，尤其是以惠民生、支持消费为导向的措施，可能是未来几年宏观政策的一大亮点。

　　四、财政扩张惠民生，促消费

　　就财政促进消费的具体措施而言，有些观点强调应直接给老百姓(29.270, -0.81, -2.69%)发钱，但相关措施应该是系统性的，在居民部门的支付能力和信心等层面促进消费，这可能包含三个层面。

　　首先是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在宏观层面让居民有能力消费。具体措施包括增加面向农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将更多失业群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升旨在鼓励生育的补助力度，例如完善育儿津贴、生育奖励、税收抵免等直接补助制度，以及大力提升普惠托育等间接补助力度。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当前的消费，也有助于鼓励生育，提升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

　　其次是缩小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培育广泛的居民消费能力。财政收入方面，可在降低或维持总体税负不变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直接税替代间接税的税制改革，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税负，引入新的直接税税种，扩大直接税税基或提高直接税税率，提高税制累进性。社保缴费具有累退性质，可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转移支付和调节收入分配属性，有利于降低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