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漂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住”不起

当前，多地正在开展配套政策制定、摸清城中村底数、编制改造项目方案等工作。住建部城中村改造信息系统投入运行两个月以来，已入库城中村改造项目162个。

这是一张更难的“考卷”

城中村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涉及主体多，各方利益协调难度大，改造耗时长。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造实践中，不少城中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不同地区，“改不动”“改不起”“改不完”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其中，“改不动”是指在诸多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相关部门与利益相关方协商不够或者不到位，利益相关方没能达成共识，遇到阻力。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发展，相关部门主动与利益相关方加强协商，居民意识发生转变，逐渐由“要我改”转变为“我要改”，城中村改造的问题则开始更多聚焦于“改不起”。一方面是一些城中村可改造的利润空间有限，无法筹集到充足资金；另一方面，有的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导致成本攀升，改造后的房子价格较高，普通居民住不起，商家租不起，没人“埋单”，发展不可持续。“改不完”一方面是指城中村存量未改完，另一方面，则是城中村改了，但出现“春风吹又生”的情况。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如何适应新形势下房地产市场的需要，让城中村“改得动”“改得起”“改得完”？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付来认为，要扬弃传统排斥性城中村改造模式，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机制，积极稳步推动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发展，增加区位合适、职住平衡的高品质有效住房供应，联动促进城中村区域空间品质提升、新市民住有所居，产业结构升级等多领域系统优化，是新时期城中村高质量更新改造面临的巨大挑战。

多位专家认为，排斥性改造导致城中村“改不完”。排斥性改造是指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无视原城中村中大规模新市民聚居的事实，改造后新提供住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原租住的中低收入新市民的需要，迫使他们向中心城外围迁移。

叶裕民认为，城中村改造的落脚点应该是为居民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当前，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实施包容性城中村改造，实现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建设。她说：“改造城中村的过程就是数千万老百姓实现美好人居的过程，是让他们安居乐业的过程。”

“这是一张更难的‘考卷’。”游鸿指出，如今，北京的城中村改造面临着“多元目标之难”，要实现减量、增绿、拆违、治理、住房保障、乡村振兴等多重目标，统筹难度非常大。他担心，在此轮城中村改造中，排斥性改造会导致人员流失，给城市运转带来影响。

多重约束之下，城中村改造的破局之道是什么？游鸿建议，不激进、不盲目加杠杆，分类施策。近期，还要鼓励包容性治理，自主更新，优选好的区位试点拆改模式。在他看来，“包容性”成为此轮城中村改造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包容性改造的核心或者最为紧迫的要素，就是这群人在城市中最基本的需求——安全、有尊严和可负担地居住”。

分类施策是此轮城中村改造的基调之一。10月12日，记者从住建部获悉，超大特大城市正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分三类推进实施：一类是符合条件的实施拆除新建，另一类是开展经常性整治提升，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施拆整结合。

根据深圳城中村的实际情况，仝德提出了三条改造路径：一是对条件特别差的村落，进行推倒重建式的更新，这样也可以弥补中高端市场的不足。二是条件较好的村落开展政府主导的统租型的整治，以供应保障性住房。三是对其他类型的村落可以尝试市场主导、政府保障的综合整治，面向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健康可支付的住房。

将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好

在城中村改造中，随着一栋又一栋高楼拔地而起，钢筋混凝土“森林”逐步形成，改造后的片区的容积率明显增加，开发商的“面包”变大了，原住民的“口袋”变“鼓”了。

然而，有的群体可能要开始发愁了，对他们来说，低成本的住房似乎“变少”了，甚至逐渐消失了。这样，这些外来人口、低收入人群或刚毕业的年轻人只能不断地向外漂移。不少年轻人表示，城中村改造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房租上涨，他们租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