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漂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住”不起

作者：赵丽梅、张均斌

改造城中村的过程就是数千万老百姓实现美好人居的过程，然而也有许多“漂”在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担心，改造后房租上涨，他们租不起。有专家认为，“包容性”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包容性改造的核心或者最为紧迫的要素，就是居住在这里的这群人在城市中最基本的需求——安全、有尊严和可负担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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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楼18户租户共用一个厨房、两个自来水龙头，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叶裕民近期在一个城中村看到的景象，这也让一直研究城中村改造问题的她进一步感觉到城中村改造的紧迫性。

“城中村可以说是深圳居住空间的‘半边天’。”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超大城市空间治理政策模拟社会实验中心主任仝德看到，过去一段时期，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开展得轰轰烈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一些片区延续了大拆大建的城中村改造模式，问题凸显。

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之需，是推动楼市发展的新发力点，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动力。10月14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秋季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跨界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相关部门、学界以及产业界的多位专家、学者、产业推动者共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理论、模式、方法、路径。

新的城中村大规模改造时代来了

城中村是很多在北、上、广、深等超大特大城市打拼的新市民、青年人以及外来务工者的第一个“落脚点”，低租金、上班近的优势让他们留在这座城市少了一份压力，也多了一分希望。

“外来人口低成本生活的社区”——这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规划所主任、工程师游鸿在调查中，用来形容城中村最核心的关键词。事实上，他更愿意将城中村称呼为“跨界村”，在他看来，相比仍然是二元对立的城中村概念，“跨界”可能更能体现这类城中村的特点，人跨越了城乡的边界，地域跨界了城镇化的边界。并且，当下这些城中村正处于社会经济转折巨变的关口。

“地铁坐到头，回到村里头。”这一现象在北京并不鲜见。游鸿去过北京不少城中村，包括昌平沙河于辛庄。这里住了近7万名流动人员，不少在中关村工作的IT人员对这里并不陌生，尤其是一些刚工作的年轻人。他看到，在这里，居民步行10分钟可达地铁，最便宜的出租屋800元（人民币，下同，149新元）/月，繁华的商业街和夜市晚上11点不打烊，打工人花14元可以吃顿饱饭，一个人每月花费2500元-4000元可以解决衣食住行的全部需求，这对于收入不过万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多位专家都谈到了城中村在过去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叶裕民认为，城中村长期为新市民提供了低成本的居住空间，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支撑，其历史作用巨大，它的功能在未来很长时间还将延续。只是当前城中村的人居环境、社会状态和空间格局，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需要更新和改造。

叶裕民指出，总体来看，城中村呈现“三低两高”的特征，“三低”是指土地利用效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和居民收入水平低，“两高”是犯罪率高、无证建设比例高。从微观来看，城中村呈现出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大，房屋安全、消防安全隐患多，配套设施比较落后，人居环境比较差，“住房贫困”比例比较高，社会治理比较难等一系列问题，亟需改造，“城中村问题仍然在积累”。

在叶裕民看来，当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城中村大规模改造时代。

近一段时间，多位学者对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广州、成都、武汉、东莞八座超大特大城市的“城中村”进行了初步画像。叶裕民介绍，据初步摸底，这八座城市共有4400余个城中村，建设用地面积3500多平方公里，初步统计到居民5550余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为3470余万人。叶裕民表示，这些数据待进一步校对，但是城中村的居住人口或将进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