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下过一场雪,凌晨三点多,罗正宇打开房门,走上楼梯,在旅店的楼顶徘徊。
4点23分,他返回房间,在手机便签上写下遗言:我去死了。自杀的。在武汉玩了一年。什么事没做。没什么遗产留下。借了一屁股债,不会还了。我太幼稚了,大人和我说的都是对的。可惜我明白太晚。都是我自己的错。对不起……
第二次,他又爬上楼顶,5点00分,再次返回房间,在便签上写道:老板,你立即报警吧,我在顶楼上吊自杀了,对不起……之后,罗正宇第三次爬上楼顶,没有再走下来。
2018年1月29日,早上七点左右,旅店工作人员到阁楼收被单,看见罗正宇悬挂在阁楼外的房梁上,脖子上套着一根白色的登山绳子,已经没了呼吸。
悬挂的登山绳子和房梁。最后的日子
上海路的两边,大多是一些老房子。武汉江岸区上海路,夹在江汉路步行街和汉口沿江大道(长江外滩)之间,是闹市里的僻静处。
三层楼的惠风旅馆(化名)邻近一家天主教堂,看起来有些老旧。老板黄生铭说,旅馆开了十几年。
1月23日,罗正宇拖着一个深蓝色的箱子走进来,问黄生铭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黄看了他几眼,“很平常的一个小伙子”,大概一米七,和他差不多,神情举止也没什么异常。
黄生铭对罗正宇说,58块钱一个晚上,最终又便宜了3块钱,给他算55块钱住下了。旅店对面的一家酒店,最低消费为118元一晚。
第二天早上,黄生铭问罗正宇是否要续住,罗说他还要住几个晚上,房费再便宜点。黄生铭又给他少算了五块钱,罗正宇付了200块钱,一共四晚的房费。
房间在一楼,不到五平方米,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桌上是一台老式电视,电视后面隔出了一个洗手间。
开始的两天,罗正宇每天早上出去,到后面两天,他几乎不出门了。每天下午两点,黄生铭会敲所有房客的门,检查一下。他看到,罗正宇的房间开着灯,他边上放了一小袋零食,旁边还有一瓶矿泉水。
旅馆对面,有一家炸酱面馆、一家便利店和超市,还有一个生鲜综合市场。罗正宇经常逛这些地方,他有时消费几块、几十块,有时消费一百多,都是电子支付。
罗正宇经常去的炸酱面馆,中午和晚上有盒饭吃。1月28日早上六点,罗正宇在旅店对面的炸酱面馆吃了一份早餐,一共消费了6块钱。杂酱面馆的李老板说,每天来吃的人很多,但他肯定罗正宇来过,“如果人在这里,我说不定就能认出他来”。
那天他回到旅店时,大约早上七点,黄生铭对他说,“你不要住了,你又不(出)去做事,早点回家算了”。罗正宇回说,他还要再住一个晚上,要换一个房间,住的一楼晚上有老鼠,之后他又用支付宝付了50块钱房费。
罗正宇曾在1月19日给父亲罗立军打电话,发现他手机欠费,帮父亲充了100元话费后,两人在电话里约好:罗立军1月30日晚上10时到武汉,罗正宇到时去火车站接他,在武汉游玩几天。
罗正宇还在1月27日给爷爷打过电话,说自己2月8日回老家天门市小板镇。这通电话只打了几分钟,听上去很寻常。
两天后的1月29日,上午9点多,在浙江绍兴打工的罗立军接到武汉上海街派出所的电话,说他的儿子罗正宇自杀了。这是两人约定见面的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