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关系?为何最终都失败了?

　　我国古代的历朝历代，都有可能遇到变法的问题，时代总是会不断发展的，因此总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用老办法解决，这时候就需要改变了，古代就有各种“新政”“变法”等等。而在宋朝宋仁宗时期，就有“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变法虽然很多，但是可以说，最终成功的例子其实并不多，而宋仁宗的这两次新政变法，最终的结果也是一样，都失败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次变法的失败呢?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为何最终都会失败了呢?

　　1.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庆历新政为中国北宋仁宗庆历(1041年—1048年)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次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

　　封建体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要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据朱瑞熙先生在《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统计，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朋党之争

　　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