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怎么治好的 小汤山非典医院真相

　　或许，非典的价值，正是十年来的那些变与不变。

　　原题：再望小汤山

　　这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已经找不到当年非典的痕迹。废墟上残留的刺柏和黄杨树提醒我们，十年前这里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医院。

　　□本刊记者吕天玲

　　纪念这座医院，是因为想探寻一些真相，保留一些时刻。

　　所有的故事都从这片废墟开始。201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12月16日，小汤山医院的废墟上，白雪覆盖。

　　这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已经找不到当年非典的痕迹。废墟上残留的刺柏和黄杨树提醒我们，十年前这里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医院。

　　南侧一墙之隔的小汤山医院内，还有一排没有拆除的简易板房。房间里，一些纸箱外壳上清晰地印着“抗SARS捐赠物资”。

　　一周之后，上午10点，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的办公室里，张雁灵正在安排协会的一些日常事务。这位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前部长在半月前刚刚上任第三届医师协会会长。已过花甲之年的他，穿着惯常的军绿色毛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放下刚刚打完的电话，张雁灵抬起头，顺势靠在椅背上，军人特有的目光直射过来：“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你们想了解什么？”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

　　不知从何时开始，车内突然安静下来，静得连彼此的呼吸都能分辨，所有人此刻都面无表情。

　　驾驶室的挡风玻璃上“车已消毒，请注意保持通风”的警示牌，一直在提醒车内的人：这是“非常时期”。

　　2003年4月29日19时40分，汽车疾驰在北京西三环主路上，扑向位于北京城正北60公里处的昌平小汤山镇。

　　偶有几辆外地牌照的汽车匆匆开过，坐在车窗旁的张雁灵一改往日沉静。“当时我可以说是焦灼不安，对目的地的情况一无所知。”

　　两个小时之前（17时30分），他还在国防大学为专业论文《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准备资料，突然电话响起，来自总后勤部的指示让他顿时坐立不安——做好一个临时非典医院院长的上任准备，即使这个任命书还在军委领导审批的路上。如果在平时，这样的操作程序简直不可思议。

　　而当时的情景是，全北京市累计收治非典病例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死亡。

　　这样的情景他是了解的，因为那篇专业论文的开题几乎和非典进入北京是同一个时间。

　　2003年3月1日，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凌晨1时，27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由于多日持续高烧，呼吸困难，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的亲自护送下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同时，非典也正式进入北京。

　　于某虽然来自山西，而她的“肺炎”却源自广东。

　　全球首例非典病人是广东人黄杏初。他是一名厨师，“如果没有非典，即使菜做得再好，也不会被全世界如此关注。”

　　2002年12月10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打工的他突发高烧，咳嗽不止。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当班医生叶钧强诊断其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再次接治一位症状相同的患者郭仕程。

　　住在医院里，病情也没有像黄杏初之前预想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反而越来越严重。17日，这位厨师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叶钧强亲自把黄杏初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12月22日，他又把另一位患者郭仕程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至此，SARS的潘多拉盒被打开。

　　恐惧由此产生

　　2003年2月9日，广州市非典疫情突破百名患者大关，死亡病例在不断增加。广州市民涌上街头，排起长队抢购板蓝根冲剂、抗病毒口服液、医用口罩，甚至还有食用醋。

　　而此时的北京仍然处在懵懂中。时任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还在国防大学深造的张雁灵也像其他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一样，通过媒体关注着广州发生的“流行性肺炎”。

　　3月上旬，他开始走访北京各大医院，为论文搜集资料。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并未意识到这个疾病有多危险，唯一的防护工具就是一个普通的口罩。

　　解放军总医院、佑安医院、人民医院等九家大型医院，所到之处，尽是发热的患者。患者的表情几乎统一：焦灼、急躁、痛苦甚至是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