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旅游、娱乐、文化等休闲消费对于整体消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属于吃饱穿暖、基本生活之外的消费品。在人们基本生活逐渐满足的时候，

　　彭博社的报道中称，印度有一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25岁以下的人口占比近50%。对此，向晶对记者指出：“莫迪的制造业转型计划是基于其现有的人口条件，巨大的青年劳动力比较优势非常明显。”

　　联合国2023年4月23日发布的报告中也指出，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继续增加，为未来几十年更快的经济增长提供机会。

　　然而，虽然印度政府在大力推动，但其制造业产出仍增长缓慢。据智库CGGT，近期印度制造业有所上升，但离莫迪的“make in India”战略目标（25%）还有较大差距。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过去10年来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3%~17%左右。

　　为什么拥有如此之多壮劳力的印度，制造业却未有起色？

　　印度的营商环境不友好是一个主要原因。据央视援引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7年间，2783家跨国公司关闭在印业务，包括福特、富士康等，约占在印跨国公司的六分之一。

　　其次，印度虽是人口大国，但缺乏有效劳动力。何亚福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制造业转型离不开人才资源，然而，“虽然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比中国年轻得多，但印度的就业率比中国低得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印度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44.79%，而中国为64.06%。

　　另外，印度劳动力素质低，缺乏熟练工人。仅以语言为例，印度初中和高中水平与中国完全不一样，会英语的印度人仅占总人口10%左右。而据何亚福介绍，印度的大学生人数比不上中国——近年来印度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30%，而中国为60%左右。

　　向晶也向记者指出，与中国人口红利时期相比，印度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规模上，人口质量是限制其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印度仍有1.5亿文盲，约占人口10%。印度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多数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素质不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帮助提供劳动技能培训，他们反而会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其次，印度的法律和土地私有等制度，也对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所制约。印度的政治发展特点导致了其在土地所有制以及管理机制方面的复杂局面。据印度the print新闻网报道，该国的土地法未能平衡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印度的发展需要，打击了外企的投资积极性。如何获得土地也成为跨国公司在印度发展的难题。

　　最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充足的电力和人力保障，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劳动法等，限制了这些产业发展。

　　难题2：种姓制度的桎梏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布的《关于印度人口红利的研判分析》显示，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具备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并不必然转化为经济发展红利，要取决于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是否与人口基础相匹配。受产业结构、人口综合素质、社会文化和性别歧视等多重因素影响，印度大概率将错过人口红利窗口期，“空有人口、难有红利”。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古老的封建等级制度，公元前1200年雅利安人入侵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与印度教教义紧密相连。根据该制度，人按不同职业分为贵贱等级，世代相传，终身不变。印度有四大种姓：一等：婆罗门，即僧侣；二等：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三等：吠舍，即商人；四等：首陀罗，即农民；还有贱民，也叫不可接触者。几千年来，种姓制度对印度人民有着相当巨大的影响力，小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社会风俗等，大到对整个印度的政治制度、分配制度、社会等级秩序等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废除种姓制度，但在乡村和经济不发达地区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有分析指出，种姓制度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社会上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利用，导致了职业世袭和内婚制，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慈善机构印度乐施会2023年初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年至2021年，印度创造的40%财富只流向了1%的人口，只有3%的财富流向了底层的50%民众。

　　难题3：人才流失、女性劳动参与率低

　　除了制造业未见起色和种姓制度的桎梏外，印度还面临例如新生儿死亡率高、人才流失严重、女性劳动参与率低等诸多人口问题。

　　首先，虽然印度人口的增速还没慢下来，仍然是金砖国家中最快的，但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印度的人口增长率自上世纪70年代就呈现出总体下滑趋势。上世纪80年代，印度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财政上的支持，更进一步地落实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使得印度人口的十年增长率从1991~2001年的21.54%下降到2001~2011年的17.64%。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的人口增速会不断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