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奏响改革与法治和谐共鸣新乐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妥善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快推进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尤其是全国人大颁布实施1982年宪法，并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先后5次修改完善，为许多重大改革提供了重要宪法依据。全国人大还通过授权国务院对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依法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等措施，为协调改革与法治关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必须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这实际上明确了对于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确认，指出了法治建设不应只是被动地去适应改革需要，通过事后追认或者事先授权为改革开路，也要主动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手段。1993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决策要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立法要体现改革精神，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这就从党领导改革和立法的战略高度，确立了改革决策阶段协调改革与立法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为改革进程中的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始终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将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作为立法的基础。立法工作既注重及时把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对现有法律中不适应实践发展的规定进行修改，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又注意为继续深化改革留下空间，从而在深化改革中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都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同时，坚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革，充分利用宪法和法律预留的改革空间和制度条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将改革不断推向前进。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逐渐形成了适应现实需要、富有时代特色的立法经验，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稳定性与实践变动性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前瞻性与可行性的关系，确保立法进程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对实践经验比较成熟、各方面认识比较一致的，规定得具体一些，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对实践经验尚不成熟但现实中又需要法律进行规范的，先规定得原则一些，为引导实践提供规范和保障，并为深化改革留下空间，待条件成熟后再修改补充。对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用法律来规范还不具备条件的，先依照法定权限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先行先试，等取得经验、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法律。正是由于采取上述做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不仅没有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产生消极影响，反而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各方面法律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协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意味着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改革总目标之明确、内容之全面系统、力度之大、影响之广泛前所未有。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我们已经具备把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的现实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都要求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和统筹改革与法治的关系，破解改革新难题，开创法治新局面。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